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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造社归国作家的还乡叙事

来源:中国社会科学网-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:admin 时间:2019/5/13 15:14:19

 1921年,郭沫若、郁达夫、成仿吾等留日学生发起创造社,成员以“自我表现”为旗号,与文学研究会形成分庭抗礼之势。创造社在“五四”文坛上“异军突起”后,还乡叙事成为他们这一时期的创作重点。以20世纪20年代归国经历为基础的还乡叙事,不仅是创造社作家归国体验的直接描写,更透露出他们观看当下、想象未来的方式。在作家的还乡故事中,乡愁、浪漫主义与民族情绪三位一体,共同构建出了“乡愁中国”形象。

  归国体验与还乡叙事

  创造社作家最初的乡愁抒写始于留学时代,源自身处异国的孤独,带着微温的生活体验,由记忆中的生活细节组成。耐人寻味的是,他们的乡愁抒写在归国后不仅没有结束,反而更加频繁。对这些归国作家而言,还乡本是一场向着事先设定的目标行进的朝圣之旅,然而,作为归国第一站的上海在还乡之初便破坏了他们的故国想象。在他们描写归国初体验的还乡故事里,上海是一个群魔乱舞、鬼影幢幢的恐怖世界。令他们震惊和痛苦的不是魔都里遍地的霓虹,而是眼前现实与乡愁想象的巨大落差。

  郑伯奇整理创造社的归国体验,总结出“外国(资本主义)—中国(半殖民地)”的对立模式,这一模式随后又被其他创造社成员再次用来阐释自己的还乡体验。通过这种反复阐释、重述和追忆,创造社的还乡故事渐趋一致:还乡的浪漫物语变成了恐怖的都市鬼谭,而令故国家园变成人间鬼域的罪魁祸首正是“西方”。创造社作家讲述、阐释、重述自己的上海体验,以上海的“堕落”为证来指责西方殖民者的罪恶。张屏瑾就将上海的震惊体验视为影响创造社“自我主体意识生成”的重要因素,认为他们本来充满着“强烈的归国认同”,却很快发现眼前并非想象中的家园美景,而是“帝国主义的‘异族涂炭’”。正是这种上海体验带给作家“民族主体失落感”,使他们将主体“我”与以上海为代表的民族国家主体“你”对立起来(《在沉醉与狂欢中战栗》,《上海文化》2009年第4期)。

  朝圣之旅无法在现实中继续进行,浪漫的还乡仪式成了痛苦的越境之旅。但是,创造社作家并未就此放弃,反而以此来修补支离破碎的乡愁故国形象。于是,乡愁抒写从对故乡生活细节的追忆性、写实性描述,变成致力于构建一个完整的超现实的故国。而且,作家们并非各自单独讲述还乡故事,而是互相征引、彼此申发,在这种协同作业中建构出理想的“乡愁中国”。

  乡土、梦幻与异国情调

  创造社因失望于以上海所代表的“现实中国”,从而转向虚构中的“乡愁中国”,这个故国悬置在往昔时间里,是乡土的、梦幻的,也是异国情调的。

  郭沫若归国之前曾遥想故乡:“那儿有清洁的山茶可煎。那儿有任鸟飞的青空,那儿有任鱼游的江湖。”(《留别日本》)这种期待虽在上海遭遇重创,却在随后的西湖之游中得到回应:诗人终于在雷峰塔下锄地的老农身上发现了“乡中父老”(《雷峰塔下》)。成仿吾在《长沙寄沫若》中回忆1921年和郭沫若归国的情形,述说“我们”归航之时渴望见到的是“江水茫茫,原野青黄”的故乡。郁达夫1923年从上海到杭州,坐在火车上,以来自现代的观光客姿态眺望乡村中国的前现代风景,相信自己“发现”了一个浪漫的乡村童话世界(《还乡记》)。

  “乡愁中国”中经常使用的另一个词是“梦”。郭沫若在黄浦江口形容对故乡的期待“如在梦中一样”,他在雷峰塔下找回了“梦中的幻境”(《雷峰塔下》),在赵公祠畔感受到“梦中幽韵”(《赵公祠畔》)。成仿吾说归国之前自己憧憬的是“我们梦中的故乡”,悲叹现实中的故国是飘浮着行尸走肉、恶人浊物的死城废墟,当初的美丽憧憬只是“梦一般的欢乐”(《长沙寄沫若》)。郁达夫《怀乡病者》里怀想故乡是追寻“梦里的生涯”。陶晶孙《Café Pipeau的广告》中咖啡店的命名源自“我们老板”破灭了的“在日本二十年间日夜梦中不忘的”江南风景。田汉声称现实的故乡无法慰藉自己的乡愁,执意要追求“比这个要光明些,要温暖些”的梦中故乡(《从悲哀的国里来》)。

  “乡愁中国”同时散发着异国情调。郭沫若的小说《未央》中,主人公爱牟的梦中故乡“像中世纪的一座古城,然浮在雾里”。郁达夫的小说《怀乡病者》里有意让时间暂停,安排主人公返回过去,寻找“梦里的生涯”。他和郭沫若一样,也从西方浪漫传奇里借来“中世纪的古堡”意象,加上中国古典的汉唐逸话、宋明传奇,构建出一座主人公用以怀想初恋的梦幻古城。

  田汉走得更远。他声称梦里故乡才是自己乡愁的终点,而现实中的故乡无法令他满意,是因为他所梦想的本非现实中的家园,而是来自他熟读深浸的西方浪漫主义诗歌。1925年离开故乡长沙时,田汉吟诵的是拜伦的《去国行》,而他梦想回到的那个“故乡”实是以济慈的“银泥斯瑚理岛”为原型(《从悲哀的国里来》)。穆木天《旅心》诗集意在“复活起来祖国的过去”,灵感虽然据作者自称来自1924年的还乡体验,但其中许多诗篇却是在东京写成的,他的“故国”其实是在异国——“不忍池畔,上野驿前,神田的夜市中,赤门的并木道上,井头公园中,武藏野的道上”——提炼出来的(《我的诗歌创作之回顾》)。这种从印象主义中构拟出的“印象的、唯美的空气”对诗人而言才是酝酿“乡愁故国”的理想环境。无怪他归国后会抱怨上海无法提供给他“Fairy Tale中的人物”和“romanesque的招魂使”(《道上的话》)。可见,穆木天向往的故国同样存在于遥远的过去,是混合着“异国的薰香”的“看不见的死了的先年”(《谭诗》)。

  “乡愁中国”与新的中国形象建构

  创造社作家虽然声称对现实故乡魂牵梦绕,实则心不在焉,他们更加向往的梦中故国常常被比作遥远的想象,那些明显与实际故乡形象相差甚远的喻体揭示出他们的“乡愁中国”包含了与中国传统文学中“游子怀乡”不尽相同的主题,染上了浓重的西方浪漫主义乡愁(nostalgia)色彩。

  博伊姆曾指出,西方文学中的nostalgia在浪漫主义运动中被发扬光大,成为“对于某个不再存在或者从来就没有过的家园的向往”,nostalgia的对象与现时生活迥然有别,只存在于超越了现时经验空间的、距离遥远的关系中(《怀旧的未来》)。考虑到创造社的文学创作资源,从上文分析的“乡愁中国”的诸种特质中可见,作家们的确有意识地将浪漫主义的nostalgia应用于还乡叙事中。他们悬置了时间,模糊了空间,展开了梦境,毫不避讳地征用从西方文学中收集到的各种浪漫主义意象,用以装饰自己的“乡愁中国”,关心所在不是表现故乡“真实”的形象,而是描画出故乡“应有”的形象:一个与他们心灵风景相契合的乡愁对象。

  作为对启蒙运动的反拨,浪漫派强调特殊性,这与民族主义对民族特殊性的强调潜在地相契合,而nostalgia这个浪漫主义的新产物,很快也就成了浪漫派民族主义的中心比喻。创造社对“乡愁中国”的向往同样不止于怀旧,它还打开了通向民族共同体的想象之路。陶晶孙曾指出“怀乡病”是创造社浪漫主义的根源,而这浪漫主义里有国家意识的昂扬(《记创造社》)。长年的异国生活提供了足够的想象空间,归国后格格不入的边缘处境又使他们觉得自己被放逐于家园之外,他们愤然于故国已然的状态,想象着它应然的样子。郑伯奇归结创造社投向浪漫主义的原因之一,举出从在异国“悲哀怀念”的“怀乡病”到归国后“悲愤激越”的失望间的心理落差(《中国新文学大系·小说三集·导言》)。这种心理落差使创造社的还乡叙事中分裂出两幅中国像:一幅来自有选择的现实描写,立足于上海的“魔都”形象,混乱、怠惰、肮脏;另一幅源于浪漫主义的乡愁想象,乡土、自然、梦幻。正是在这种分裂的形象中,酝酿着一个新的中国形象。还乡叙事中的“乡愁中国”并未停留于创造社的个体心灵风景,他们很快把这种个体的向往投射于民族的历史,通过对民族传统的发掘重塑还乡故事中未能兑现的“乡愁中国”。

作者简介

姓名:刘婉明 工作单位:暨南大学文学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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